看360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最近流行一个词，“氛围美人”，用来形容一些五官不算惊人，却很美的女人，像舒淇、倪妮、韩国影后金敏喜。
那么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氛围作家”。
初读汪曾祺，门槛很低。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最出名的一篇小说《受戒》，开头这一句就普普通通，平白语言。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清新自然”，这听来是最便宜不过的文字品质，但清新自然到让人想一读再读的文章，也没有几篇。
有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去北京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人民公社还在。闲谈时，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他们公社有一次开会，散了会，发现胶布台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字。原来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是农民干部们自己背下来的。
“当和尚要烧戒疤的呕！你不怕？”……“你受了戒了？”“疼吗？”……“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
爱一篇小说，忍不住默写出来，一人一句接得下去，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赞美。简简单单的东西，却刻进了人的心里，这里面肯定有一种美在作祟。简单的，共振的，深刻的。
但我们的文坛至今没有给这种美一个确切的位置，向来是模棱两可的概念化，撕下一张措辞凶猛的标签贴给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是被低估了。
潇洒少爷汪曾祺离开故乡高邮之前，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继母对他很尊重，叫他“大少爷”。
有些生分，但汪家的家世勉强担得起。
往上数两辈，爷爷有功名，还是名医，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200多间房子、2家中药铺和1家布店。192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他是地主家三儿子的长子。
还好有家底撑着，不然，按说有点凄凉。
3岁丧母，上幼稚园的时候，汪曾祺还戴着妈妈的孝。他的妈妈患的是肺病，会传染，独自住在大宅一个侧屋里，不准佣人抱“小汪”去见她。
年幼的汪曾祺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家里有一幅妈妈的画像，是请人对着遗体画出来的，大家都说很像。汪曾祺也相信 “很像”，因为画中人像他成年后的姐姐。
小汪跟着爷爷奶奶、爸爸长大。
家法不严，他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汪家有个大花园，没人认真侍弄，但小汪天天在里面玩，“日涉以成趣”，与草木虫鸟为伴。小汪知道园子的很多秘密，躺在哪根大树杈上嚼榨菜、牛肉干最舒坦，哪个时节该摘什么花给姐姐、婶婶和老太太。
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经过河边。
江苏高邮是个奇怪的地方。“四面高，当中洼，像个水盂。县城西面的运河河床比城里街道高，站在河堤上能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
高邮的春天适合放风筝。
汪曾祺72岁的时候，仍旧怀念父亲在儿时给他扎过的一只“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父亲用胡琴的“老弦”来扎，古来无俩，颇有地主家公子哥的玩心雅意。暮春草长，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野上奔跑，蜈蚣飞在天上像活的一样。
爸爸纵着他玩。小汪的语文全班第一，数学不怎么样，但仍旧看船、看鱼、打水漂、在各种临街的铺子里转。自由自在，闲来晃去。
他三天两头去寺庙。
天王寺就在上学的路上，小汪去那里看人“烧房子”。房子是纸扎的，烧给死去的亲人，但扎得很高大，活人也可以走进去。要么，他就看看佛像，在大殿里沁凉的青石板上躺一躺。
这一家爷孙仨，都与寺庙、和尚过从甚密。
爷爷总带最宠爱的孙子，也就是小汪，去一座小庵，找一位只有八根手指的方丈聊天。
爸爸则与方丈的徒弟，另一座大寺的方丈铁桥交好。两人称兄道弟。
爸爸第一次续弦，铁桥送了一幅画，画工精巧，上头由另一位朋友提了两句“小黄诗”。这幅画爸爸挂在了新房里。铁桥自己也有媳妇，长得很漂亮。小汪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大人“有点胡来”。
汪曾祺17岁，高中，开始了初恋。
他在家给女同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某一个夏夜，他走进花园，碰到父亲也睡不着在园中徘徊。父亲叫他过去，给他发了一支烟，为他点上。父子两人对坐，默契地沉默着。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再后来，就是汪曾祺19岁，取道越南去昆明，到西南联大国文系去读书。
他在昆明住了7年。再没人叫他“大少爷”，因为他兜里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的时候，一把破被絮，裹着睡到下午，把中饭睡过去。为了找点饭吃，他到同学开的中学去代课，结果中学也发不出饷来，大家就一起挖野菜、吃脆壳虫子。
1946年5月3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西南联大不要求学生听话，汪曾祺就放开了浪荡散漫，白日睡觉旷课，晚上在图书馆里通宵看杂书。
考试，应付一下。一门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老师要求交一份马其顿的国家地图，汪曾祺交上去的那一份，拿到的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门课，期中考的分数不咋样，为保证期末考试通过，汪曾祺找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一左一右做“护法”，考试时第一道题抄左边，第二道题抄右边，轮流抄一下，这样竟然拿了一个高分。
爱看书，写小说，会画画，汪曾祺在学校也唱戏。唱的青衣。
汪曾祺所画《昆明猫》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匮乏、难熬的抗战时期，汪曾祺的笔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硝烟。昆明逃生“跑警报”，汪曾祺写来也是有趣的。
日军轰炸机总是来，同学们显然都懒得紧张，非等到最后一次紧急警报拉响，才收拾东西开始跑。还有男同学们提着零嘴吃食，约好地方，“嗨”，等着女同学一起跑。
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上海的那3年，潇洒才子汪曾祺的人生际遇转为晦暗。他找不到工作，又在战火中与家人离散，一度想自杀。沈从文去信大骂他一顿：“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各地飘零辗转之后，他过了一个普通的10年，在作家老舍、赵树理手下都做过编辑。
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改造。1959年父亲去世，汪曾祺没能回乡送终。
塞外4年，汪曾祺老老实实地改造，干活儿、画画（给农科所画马铃薯图谱）。只有一天不一样。
那天，有一位干部骑马来办事。
汪曾祺走近去看这匹马，枣红色，膘头好，鞍鞯齐。上一次骑马已经是十几年前，他忍不住解开了马，跨了上去，想试一下。
没想到沙地骑马是这样的舒服。
驾！他一抖缰绳。
驾！—驾！
情深不语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钓鱼的医生》。讲的一位眼科医生，爱钓鱼，钓鱼的时候随身带着白泥小灰炉，一个小锅、葱姜佐料、一瓶酒。从河里提起来一条，随手刮鳞洗净，放到小锅里煮熟。
这个医生就一边吃鱼、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这样煮的鱼叫作“起水鲜”，医生的生活也快乐似神仙。但小说里讲，这位医生人有点傻。他叫王淡人。
高邮县里闹大水，十几天不退，北边有个孤村在溃堤口，被困，一村人都病倒了。这位医生弄来了一条船，在自己的腰上绑了4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上，请他们万一翻船了，也把自己捞起来，送到孤村里头去给人治病。
村民们得救了。医生搏命一遭，只换回来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这篇小说看完令人欣慰一笑，但没什么大不了，在汪曾祺所有描写故乡高邮人、事的小说里，属于平淡中的平淡。只有故事结尾一句稍嫌突兀，“你好，王淡人先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王淡人的故事，实际描写的就是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的实际生活场景。
汪曾祺一生都崇拜父亲。
1947年与父亲10年未见再重逢时，他写文章说：“我非常喜慰于我有一个父亲，一个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我在冥冥蠢蠢之中所作事情，似乎可全向一个人交一笔账。”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到1981年，父亲去世22年了。61岁的汪曾祺想念他，终于在小说里见了面，跟他问声好，“你好，王淡人先生！”
即使是化了名，这样的抒情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里仍属于少数。
他一般不是这样的。
《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一子差点被人打死，得往嘴里灌尿碱，才有救。巧云端着一碗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黄油烙饼》里，小萧胜的奶奶饿死了，浑身都肿，手指一按一个坑。爸爸回来收拾遗物，除了几件旧物就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奶奶一动没动的黄油，一样是给萧胜做的两双鞋。“萧胜哭醒了，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
——这才是汪曾祺的抒情。
如果你是巧云，你爱小锡匠十一子，看他喝尿碱，你舍不舍得，会不会自己也尝一口？如果你是奶奶，临死前给孙子做鞋子，做两双，做不做一双大些的，等他长大一点还能穿？
感情藏在切身的细节里。
这些细节让人相信，汪曾祺讲的故事真实发生过，甚至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即使我们从未去过高邮、进过大淖，从未遭过饥荒。时光流逝了，我们仍旧能瞬间体会到他字句里的感情。
“贴到人物写”，这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最爱说的一句教导。慢慢被汪曾祺化用得更宽广，他讲，“氛围即人物”。
汪曾祺与沈从文（右）用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听声音，用人物的感情去感受世界。
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是自有生命的。它不是作者强加的，是生来就浑然一体的。
换一句话来说，汪曾祺小说里的风景、声音、感受，勾画的都是小说主人公的弧光、氛围、轮廓。
再宽广些，汪曾祺对花鸟虫鱼、一草一木的怜爱，也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为什么他的人物就能看到，他的人物就能听到，是因为作者本人，向生活张开了触角，再编织进人物身上。
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但汪曾祺用一种“反抒情”的办法来进行文学抒情。他几乎从不脱离小说的人物，多说任何一句话。
除了那一声，不动声色的，“你好！”
出名趁晚1980年，60岁之后，汪曾祺开始小跑，走上创作巅峰。此时，沈从文歇笔多年去研究文物，老舍也已投了湖，“反右”“革命”作品仍旧火热，中国文坛还是弥漫着坚硬模式化的政治气息。
《受戒》出现了。试试探探。
起先汪曾祺没有想发表，只是写来给朋友们传看。《北京文艺》的负责人李清泉听闻有这么篇小说，也想看看。“别费那个心思了，那小说是不能发表的”，看过的人告诫他。
李清泉还是看了。12000字，几乎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却像一阵清风向自己吹来。“太美了，简直一尘不染！”
但汪曾祺随小说寄到的，还有一封信。信里写道，“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这不是激将法，而是一种事实。
《受戒》写的是一个旧社会小和尚的爱情故事。他没有痛打旧社会，反而尽情去写了美好的田园、健康的人性。
小说的落款是这样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回推43年，也许是巧合吧，是1937年。汪曾祺的这个迷人旧梦，发生在这样一个绝对敏感的时间节点。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还是签发出版了。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19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受戒》前后，汪曾祺重写40年代的一些旧作，比如《异禀》，也刊发了。随后还有名篇《大淖记事》《黄油烙饼》。题材不只有关于美的，比如《黄油烙饼》就有一些“尖端”，它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故事。
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就的。
好在汪曾祺够老，所以他已经够好。
晚年的汪曾祺，爱做菜他提笔写旧社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化用民间诗歌里的比喻和想象，这一切都让他比青壮年时期更丰富、诗意、化境一些。
60岁之前，汪曾祺的“江湖口”就多，能自然地使用，偶成经典。
《沙家浜》智斗，阿庆嫂那一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是许多人能背下来的桥段。“别人一走，茶就凉”，周恩来还在开会的时候这么说过。
可等到汪曾祺老了，成了“老头儿”了，那些反而寻不着了。
有一天，他的孙女汪卉回家的时候气哼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她当时读五年级，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词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
“说得好，没词儿！”老汪哈哈大笑。
在汪家儿女的很多回忆文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汪曾祺对“没词儿”这个评价很是满意。“老头儿”过了一阵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
汪曾祺76岁时的全家福2020年是汪曾祺冥寿百年。
写到这里很庆幸，借助于孙女的天真之口，汪曾祺原来在生前就抵达了他文学的目的地。
你好，汪曾祺先生！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焰
编辑 | 李少威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最近流行一个词，“氛围美人”，用来形容一些五官不算惊人，却很美的女人，像舒淇、倪妮、韩国影后金敏喜。
那么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氛围作家”。
初读汪曾祺，门槛很低。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最出名的一篇小说《受戒》，开头这一句就普普通通，平白语言。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清新自然”，这听来是最便宜不过的文字品质，但清新自然到让人想一读再读的文章，也没有几篇。
有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去北京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人民公社还在。闲谈时，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他们公社有一次开会，散了会，发现胶布台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字。原来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是农民干部们自己背下来的。
“当和尚要烧戒疤的呕！你不怕？”……“你受了戒了？”“疼吗？”……“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
爱一篇小说，忍不住默写出来，一人一句接得下去，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赞美。简简单单的东西，却刻进了人的心里，这里面肯定有一种美在作祟。简单的，共振的，深刻的。
但我们的文坛至今没有给这种美一个确切的位置，向来是模棱两可的概念化，撕下一张措辞凶猛的标签贴给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是被低估了。
潇洒少爷汪曾祺离开故乡高邮之前，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继母对他很尊重，叫他“大少爷”。
有些生分，但汪家的家世勉强担得起。
往上数两辈，爷爷有功名，还是名医，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200多间房子、2家中药铺和1家布店。192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他是地主家三儿子的长子。
还好有家底撑着，不然，按说有点凄凉。
3岁丧母，上幼稚园的时候，汪曾祺还戴着妈妈的孝。他的妈妈患的是肺病，会传染，独自住在大宅一个侧屋里，不准佣人抱“小汪”去见她。
年幼的汪曾祺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家里有一幅妈妈的画像，是请人对着遗体画出来的，大家都说很像。汪曾祺也相信 “很像”，因为画中人像他成年后的姐姐。
小汪跟着爷爷奶奶、爸爸长大。
家法不严，他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汪家有个大花园，没人认真侍弄，但小汪天天在里面玩，“日涉以成趣”，与草木虫鸟为伴。小汪知道园子的很多秘密，躺在哪根大树杈上嚼榨菜、牛肉干最舒坦，哪个时节该摘什么花给姐姐、婶婶和老太太。
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经过河边。
江苏高邮是个奇怪的地方。“四面高，当中洼，像个水盂。县城西面的运河河床比城里街道高，站在河堤上能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
高邮的春天适合放风筝。
汪曾祺72岁的时候，仍旧怀念父亲在儿时给他扎过的一只“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父亲用胡琴的“老弦”来扎，古来无俩，颇有地主家公子哥的玩心雅意。暮春草长，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野上奔跑，蜈蚣飞在天上像活的一样。
爸爸纵着他玩。小汪的语文全班第一，数学不怎么样，但仍旧看船、看鱼、打水漂、在各种临街的铺子里转。自由自在，闲来晃去。
他三天两头去寺庙。
天王寺就在上学的路上，小汪去那里看人“烧房子”。房子是纸扎的，烧给死去的亲人，但扎得很高大，活人也可以走进去。要么，他就看看佛像，在大殿里沁凉的青石板上躺一躺。
这一家爷孙仨，都与寺庙、和尚过从甚密。
爷爷总带最宠爱的孙子，也就是小汪，去一座小庵，找一位只有八根手指的方丈聊天。
爸爸则与方丈的徒弟，另一座大寺的方丈铁桥交好。两人称兄道弟。
爸爸第一次续弦，铁桥送了一幅画，画工精巧，上头由另一位朋友提了两句“小黄诗”。这幅画爸爸挂在了新房里。铁桥自己也有媳妇，长得很漂亮。小汪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大人“有点胡来”。
汪曾祺17岁，高中，开始了初恋。
他在家给女同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某一个夏夜，他走进花园，碰到父亲也睡不着在园中徘徊。父亲叫他过去，给他发了一支烟，为他点上。父子两人对坐，默契地沉默着。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再后来，就是汪曾祺19岁，取道越南去昆明，到西南联大国文系去读书。
他在昆明住了7年。再没人叫他“大少爷”，因为他兜里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的时候，一把破被絮，裹着睡到下午，把中饭睡过去。为了找点饭吃，他到同学开的中学去代课，结果中学也发不出饷来，大家就一起挖野菜、吃脆壳虫子。
1946年5月3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西南联大不要求学生听话，汪曾祺就放开了浪荡散漫，白日睡觉旷课，晚上在图书馆里通宵看杂书。
考试，应付一下。一门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老师要求交一份马其顿的国家地图，汪曾祺交上去的那一份，拿到的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门课，期中考的分数不咋样，为保证期末考试通过，汪曾祺找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一左一右做“护法”，考试时第一道题抄左边，第二道题抄右边，轮流抄一下，这样竟然拿了一个高分。
爱看书，写小说，会画画，汪曾祺在学校也唱戏。唱的青衣。
汪曾祺所画《昆明猫》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匮乏、难熬的抗战时期，汪曾祺的笔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硝烟。昆明逃生“跑警报”，汪曾祺写来也是有趣的。
日军轰炸机总是来，同学们显然都懒得紧张，非等到最后一次紧急警报拉响，才收拾东西开始跑。还有男同学们提着零嘴吃食，约好地方，“嗨”，等着女同学一起跑。
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上海的那3年，潇洒才子汪曾祺的人生际遇转为晦暗。他找不到工作，又在战火中与家人离散，一度想自杀。沈从文去信大骂他一顿：“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各地飘零辗转之后，他过了一个普通的10年，在作家老舍、赵树理手下都做过编辑。
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到张家口改造。1959年父亲去世，汪曾祺没能回乡送终。
塞外4年，汪曾祺老老实实地改造，干活儿、画画（给农科所画马铃薯图谱）。只有一天不一样。
那天，有一位干部骑马来办事。
汪曾祺走近去看这匹马，枣红色，膘头好，鞍鞯齐。上一次骑马已经是十几年前，他忍不住解开了马，跨了上去，想试一下。
没想到沙地骑马是这样的舒服。
驾！他一抖缰绳。
驾！—驾！
情深不语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钓鱼的医生》。讲的一位眼科医生，爱钓鱼，钓鱼的时候随身带着白泥小灰炉，一个小锅、葱姜佐料、一瓶酒。从河里提起来一条，随手刮鳞洗净，放到小锅里煮熟。
这个医生就一边吃鱼、喝酒，一边甩钩、再钓。
这样煮的鱼叫作“起水鲜”，医生的生活也快乐似神仙。但小说里讲，这位医生人有点傻。他叫王淡人。
高邮县里闹大水，十几天不退，北边有个孤村在溃堤口，被困，一村人都病倒了。这位医生弄来了一条船，在自己的腰上绑了4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上，请他们万一翻船了，也把自己捞起来，送到孤村里头去给人治病。
村民们得救了。医生搏命一遭，只换回来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这篇小说看完令人欣慰一笑，但没什么大不了，在汪曾祺所有描写故乡高邮人、事的小说里，属于平淡中的平淡。只有故事结尾一句稍嫌突兀，“你好，王淡人先生！”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王淡人的故事，实际描写的就是汪曾祺的父亲——汪淡如的实际生活场景。
汪曾祺一生都崇拜父亲。
1947年与父亲10年未见再重逢时，他写文章说：“我非常喜慰于我有一个父亲，一个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有了攀泊，有了依靠。我在冥冥蠢蠢之中所作事情，似乎可全向一个人交一笔账。”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到1981年，父亲去世22年了。61岁的汪曾祺想念他，终于在小说里见了面，跟他问声好，“你好，王淡人先生！”
即使是化了名，这样的抒情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里仍属于少数。
他一般不是这样的。
《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一子差点被人打死，得往嘴里灌尿碱，才有救。巧云端着一碗桶里刮出来的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黄油烙饼》里，小萧胜的奶奶饿死了，浑身都肿，手指一按一个坑。爸爸回来收拾遗物，除了几件旧物就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奶奶一动没动的黄油，一样是给萧胜做的两双鞋。“萧胜哭醒了，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
——这才是汪曾祺的抒情。
如果你是巧云，你爱小锡匠十一子，看他喝尿碱，你舍不舍得，会不会自己也尝一口？如果你是奶奶，临死前给孙子做鞋子，做两双，做不做一双大些的，等他长大一点还能穿？
感情藏在切身的细节里。
这些细节让人相信，汪曾祺讲的故事真实发生过，甚至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即使我们从未去过高邮、进过大淖，从未遭过饥荒。时光流逝了，我们仍旧能瞬间体会到他字句里的感情。
“贴到人物写”，这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最爱说的一句教导。慢慢被汪曾祺化用得更宽广，他讲，“氛围即人物”。
汪曾祺与沈从文（右）用小说中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听声音，用人物的感情去感受世界。
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才是自有生命的。它不是作者强加的，是生来就浑然一体的。
换一句话来说，汪曾祺小说里的风景、声音、感受，勾画的都是小说主人公的弧光、氛围、轮廓。
再宽广些，汪曾祺对花鸟虫鱼、一草一木的怜爱，也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为什么他的人物就能看到，他的人物就能听到，是因为作者本人，向生活张开了触角，再编织进人物身上。
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但汪曾祺用一种“反抒情”的办法来进行文学抒情。他几乎从不脱离小说的人物，多说任何一句话。
除了那一声，不动声色的，“你好！”
出名趁晚1980年，60岁之后，汪曾祺开始小跑，走上创作巅峰。此时，沈从文歇笔多年去研究文物，老舍也已投了湖，“反右”“革命”作品仍旧火热，中国文坛还是弥漫着坚硬模式化的政治气息。
《受戒》出现了。试试探探。
起先汪曾祺没有想发表，只是写来给朋友们传看。《北京文艺》的负责人李清泉听闻有这么篇小说，也想看看。“别费那个心思了，那小说是不能发表的”，看过的人告诫他。
李清泉还是看了。12000字，几乎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却像一阵清风向自己吹来。“太美了，简直一尘不染！”
但汪曾祺随小说寄到的，还有一封信。信里写道，“发表它是要有胆量的。”
这不是激将法，而是一种事实。
《受戒》写的是一个旧社会小和尚的爱情故事。他没有痛打旧社会，反而尽情去写了美好的田园、健康的人性。
小说的落款是这样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回推43年，也许是巧合吧，是1937年。汪曾祺的这个迷人旧梦，发生在这样一个绝对敏感的时间节点。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还是签发出版了。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19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受戒》前后，汪曾祺重写40年代的一些旧作，比如《异禀》，也刊发了。随后还有名篇《大淖记事》《黄油烙饼》。题材不只有关于美的，比如《黄油烙饼》就有一些“尖端”，它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故事。
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就的。
好在汪曾祺够老，所以他已经够好。
晚年的汪曾祺，爱做菜他提笔写旧社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化用民间诗歌里的比喻和想象，这一切都让他比青壮年时期更丰富、诗意、化境一些。
60岁之前，汪曾祺的“江湖口”就多，能自然地使用，偶成经典。
《沙家浜》智斗，阿庆嫂那一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是许多人能背下来的桥段。“别人一走，茶就凉”，周恩来还在开会的时候这么说过。
可等到汪曾祺老了，成了“老头儿”了，那些反而寻不着了。
有一天，他的孙女汪卉回家的时候气哼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她当时读五年级，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词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
“说得好，没词儿！”老汪哈哈大笑。
在汪家儿女的很多回忆文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汪曾祺对“没词儿”这个评价很是满意。“老头儿”过了一阵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
汪曾祺76岁时的全家福2020年是汪曾祺冥寿百年。
写到这里很庆幸，借助于孙女的天真之口，汪曾祺原来在生前就抵达了他文学的目的地。
你好，汪曾祺先生！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何焰
编辑 | 李少威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谢邀。
先说文，再说人。
汪曾祺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实在他自己的《小说笔谈》里已总结过：
语言上：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结构上：
随便。叙述和抒情：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以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
不要着急。但是汪先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比如《复仇》，比如《鸡鸭名家》，比如《落魄》。实际上，汪先生早年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很少写这么跌高落重的东西了。他晚年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有些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比如《八千岁》，那个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比如《金冬心》，小嘲弄了一把扬州八怪里的金农。《岁寒三友》则是恻隐里带温情。
反而是《皮凤三楦房子》，需要用到刻薄口吻时，他反而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安乐林》，比如《讲用》。他写这些，驾轻就熟，不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他明显投注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比如《茶干》，连万顺酱园的故事；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就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比如《三姐妹出嫁》，就是把老人家和三个女婿家门说清就好了。
以及不朽的《受戒》——你去看，除了末尾那段，简直根本谈不上有故事情节。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他一定很喜欢张岱。
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一个人如何写出东西来的过程很感兴趣。如果看得足够多，你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像早年，还有点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已经开始温厚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但到了《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这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是说，功力到了。
至于他那些随笔，真就是功力到了之后，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不会显出用力痕迹了。
说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金瓶梅》里，西门大官人能吃能喝，花样百出。家常那些打卤面、闷猪头大油大腻之后，还炫耀“你做梦也梦不着的好东西”，所谓“衣梅”，杨梅用各种药料加蜜炼制过，薄荷橘叶包裹，大概清凉甜美吧。《儒林外史》里，严贡生吃云片糕，还讹诈船夫。后来喝问起来，船夫还老实报云片糕的配料，“瓜仁、核桃、洋糖、面粉”，可见那时候贩夫走卒也都吃得起这类小吃了。当然，算不算甜品得两说。似乎大多数甜点，都少不了面粉、鸡蛋、奶油，以及诸般香草。逯耀东以为满、蒙人善做乳制品，所以连带着北方甜食都跟牛羊奶沾了边，花样百出。唐鲁孙说北京东来顺有道菜叫做“炸假羊尾”，蛋白打起泡来，裹细豆沙和面再炸，想起来大概取炸面的酥脆、细豆沙的沙感，以及蛋白之嫩吧。这就算是甜品发展到高端的境界了：单是甜润适口不够，要口感纷繁华丽，吃的就是个变幻莫测。比较天然的是老北京马连良们吃的河鲜冰碗，据说是一大碗里有藕有莲子有鸡头加冰汇总，实属天然，可惜如今这世道没处觅去。我小时候，流行些顺口溜。意思可东摆西扭，只要押韵。比如，“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杭州。”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比如，“鸡蛋鹅蛋咸鸭蛋，打死鬼子王八蛋。”我一直觉得这句唱错了，很可能原话是“手榴弹”。因为你给对手扔咸鸭蛋，简直是包子打狗。 高邮产咸鸭蛋，大大有名。我认识许多人，不知道高邮出过秦观和吴三桂，只知道“啊哟，咸鸭蛋！”可见传奇远而粥饭近。高邮是水乡，鸭子肥，蛋也就多，高邮人本身又善于腌咸鸭蛋，遂海内知名。 咸鸭蛋家腌起来并不难，但腌得蛋白不沙、蛋黄油酥，很靠手艺的。这和晒酱、做泡菜、腌萝卜干一样，瞧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这里腌鸭蛋，多是用黄泥河沙，有谁腌得不好，被人指责手臭了，就恼羞成怒，抱怨水土不好鸭子差，沙子不好不吃盐。 吃咸蛋分蛋白蛋黄。好咸鸭蛋，蛋白柔嫩，咸味重；蛋黄多油，色彩鲜红。正经的吃法是咸蛋切开两半，挖着吃，但没几个爸妈有这等闲心。一碗粥，一个咸蛋，扔给孩子：自己剥去。 咸蛋一边常是空头的，敲破了，有个小窝；剥一些壳，开始拿筷子挖里头的蛋白蛋黄。因为蛋白偏咸，不配粥或泡饭吃不下，许多孩子耍小聪明，挖通了，只吃蛋黄，蛋白和壳扔掉。家长看到，一定生气，用我们这里的话： 真是作孽啊！！这两篇其实都是我写的，后一篇有人提过，有些像汪先生，前一篇就没有。
具体哪儿像呢？汪先生也写过咸鸭蛋，但我与他并无一字重复。
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一篇比前一篇，词藻运用更朴实，短句更多，有民间俗谚，有对小时候的细节回忆。所谓现在写字像汪先生的，其实大多都逃不过这几天：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以及——这是我唯一用的小技巧：
第二篇里有这么句：
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汪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套路：闲说着话，自问自答，然后过去了。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有”确实像在聊天“的氛围，以及调节文本节奏之用。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汪先生不着急，真的在跟人聊天。这就是他的节奏，这就是他的文气，这就是他跟其他人最不同的所在。
还是补汪先生自己的文字。
他阖了一会眼。他几乎睡着了，几乎做了一个梦。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发出声音，且发出气味。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蹦出了一个蚱蜢。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近了，更近了，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一块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干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磐。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膊平摊，腿脚舒展。以上是《复仇》。文辞华丽，节奏细密，感官描写敏锐，简直像诗，但略锋锐。这是汪先生早年的文字。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以上是《茶干》。文字质朴，但节奏更流畅，更温和，更慢。这是汪先生晚年的文字。
所以，汪曾祺先生的淳朴、自在、温润、通透快乐，最后都是从文字的“不着急”这一点上出来的。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谢邀。
先说文，再说人。
汪曾祺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实在他自己的《小说笔谈》里已总结过：
语言上：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结构上：
随便。叙述和抒情：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以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
不要着急。但是汪先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比如《复仇》，比如《鸡鸭名家》，比如《落魄》。实际上，汪先生早年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很少写这么跌高落重的东西了。他晚年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有些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比如《八千岁》，那个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比如《金冬心》，小嘲弄了一把扬州八怪里的金农。《岁寒三友》则是恻隐里带温情。
反而是《皮凤三楦房子》，需要用到刻薄口吻时，他反而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安乐林》，比如《讲用》。他写这些，驾轻就熟，不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他明显投注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比如《茶干》，连万顺酱园的故事；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就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比如《三姐妹出嫁》，就是把老人家和三个女婿家门说清就好了。
以及不朽的《受戒》——你去看，除了末尾那段，简直根本谈不上有故事情节。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他一定很喜欢张岱。
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一个人如何写出东西来的过程很感兴趣。如果看得足够多，你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像早年，还有点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已经开始温厚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但到了《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这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是说，功力到了。
至于他那些随笔，真就是功力到了之后，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不会显出用力痕迹了。
说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金瓶梅》里，西门大官人能吃能喝，花样百出。家常那些打卤面、闷猪头大油大腻之后，还炫耀“你做梦也梦不着的好东西”，所谓“衣梅”，杨梅用各种药料加蜜炼制过，薄荷橘叶包裹，大概清凉甜美吧。《儒林外史》里，严贡生吃云片糕，还讹诈船夫。后来喝问起来，船夫还老实报云片糕的配料，“瓜仁、核桃、洋糖、面粉”，可见那时候贩夫走卒也都吃得起这类小吃了。当然，算不算甜品得两说。似乎大多数甜点，都少不了面粉、鸡蛋、奶油，以及诸般香草。逯耀东以为满、蒙人善做乳制品，所以连带着北方甜食都跟牛羊奶沾了边，花样百出。唐鲁孙说北京东来顺有道菜叫做“炸假羊尾”，蛋白打起泡来，裹细豆沙和面再炸，想起来大概取炸面的酥脆、细豆沙的沙感，以及蛋白之嫩吧。这就算是甜品发展到高端的境界了：单是甜润适口不够，要口感纷繁华丽，吃的就是个变幻莫测。比较天然的是老北京马连良们吃的河鲜冰碗，据说是一大碗里有藕有莲子有鸡头加冰汇总，实属天然，可惜如今这世道没处觅去。我小时候，流行些顺口溜。意思可东摆西扭，只要押韵。比如，“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的老婆在杭州。”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比如，“鸡蛋鹅蛋咸鸭蛋，打死鬼子王八蛋。”我一直觉得这句唱错了，很可能原话是“手榴弹”。因为你给对手扔咸鸭蛋，简直是包子打狗。 高邮产咸鸭蛋，大大有名。我认识许多人，不知道高邮出过秦观和吴三桂，只知道“啊哟，咸鸭蛋！”可见传奇远而粥饭近。高邮是水乡，鸭子肥，蛋也就多，高邮人本身又善于腌咸鸭蛋，遂海内知名。 咸鸭蛋家腌起来并不难，但腌得蛋白不沙、蛋黄油酥，很靠手艺的。这和晒酱、做泡菜、腌萝卜干一样，瞧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这里腌鸭蛋，多是用黄泥河沙，有谁腌得不好，被人指责手臭了，就恼羞成怒，抱怨水土不好鸭子差，沙子不好不吃盐。 吃咸蛋分蛋白蛋黄。好咸鸭蛋，蛋白柔嫩，咸味重；蛋黄多油，色彩鲜红。正经的吃法是咸蛋切开两半，挖着吃，但没几个爸妈有这等闲心。一碗粥，一个咸蛋，扔给孩子：自己剥去。 咸蛋一边常是空头的，敲破了，有个小窝；剥一些壳，开始拿筷子挖里头的蛋白蛋黄。因为蛋白偏咸，不配粥或泡饭吃不下，许多孩子耍小聪明，挖通了，只吃蛋黄，蛋白和壳扔掉。家长看到，一定生气，用我们这里的话： 真是作孽啊！！这两篇其实都是我写的，后一篇有人提过，有些像汪先生，前一篇就没有。
具体哪儿像呢？汪先生也写过咸鸭蛋，但我与他并无一字重复。
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一篇比前一篇，词藻运用更朴实，短句更多，有民间俗谚，有对小时候的细节回忆。所谓现在写字像汪先生的，其实大多都逃不过这几天：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以及——这是我唯一用的小技巧：
第二篇里有这么句：
周扒皮的老婆干嘛要和老公分居去杭州呢？不知道。汪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套路：闲说着话，自问自答，然后过去了。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有”确实像在聊天“的氛围，以及调节文本节奏之用。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汪先生不着急，真的在跟人聊天。这就是他的节奏，这就是他的文气，这就是他跟其他人最不同的所在。
还是补汪先生自己的文字。
他阖了一会眼。他几乎睡着了，几乎做了一个梦。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发出声音，且发出气味。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蹦出了一个蚱蜢。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近了，更近了，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一块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干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磐。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膊平摊，腿脚舒展。以上是《复仇》。文辞华丽，节奏细密，感官描写敏锐，简直像诗，但略锋锐。这是汪先生早年的文字。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以上是《茶干》。文字质朴，但节奏更流畅，更温和，更慢。这是汪先生晚年的文字。
所以，汪曾祺先生的淳朴、自在、温润、通透快乐，最后都是从文字的“不着急”这一点上出来的。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都将目光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关注小人物在大时代浪潮中的命运。
试以《黄油烙饼》、《徙》和《云致秋行状》为例。
一、“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这是一个关于吃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饿的故事。这是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小说里有多处详细描写食物的段落。萧胜三岁时在家乡吃“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七岁时吃“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后来乡下办了公社食堂，吃的是“白面馒头，大烙饼，卤虾酱炒豆腐、闷茄子，猪头肉”，萧胜觉得“真不赖！”；可是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再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人也瘦了，猪也瘦了。”
萧胜的奶奶如果有两口吃的，就让萧胜先吃；如果只有一口吃的，就让萧胜吃。奶奶最终是饿死的，与村里其他老头老太饿死在同一个春天。萧胜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死，他哭了。
奶奶死后萧胜被爸爸接到研究站生活。他在那里吃“真正的玉米面饼子，两大碗粥，一大盘鲫鱼”，还有爸爸妈妈自己种的山药、南瓜，还能采蘑菇吃。萧胜采蘑菇时又想起来奶奶，此时他不仅知道奶奶已经死了，还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他知道饿肚子很难受，于是他第二次哭了。
后来研究站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不好，“草籽粥没有了，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现在吃红高粱饼子，喝甜菜叶子做的汤”。再往后变成“掺糠的红高粱饼子，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萧胜“恨”这种食物。
就在此时，三级干部会在这里召开了。萧胜不知道什么是三级干部会，他只看到“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他们连吃了三天，“头一天中午，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第二天炖肉大米饭。第三天，黄油烙饼”。与此同时，萧胜吃的依然是“红高粱饼子，甜菜叶子汤”
萧胜不断追问“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当爹的无法启齿，当妈的则默默地用珍贵的黄油、白面和白糖给儿子做了一个烙饼。吃着饼的萧胜又想起了奶奶，痛哭起来。
小说的结构很简单，以萧胜的人生轨迹为线，分为农村和研究所两部分。人人都能看出来小说中的时代是大跃进时期，公社食堂、大放卫星等细节都是大跃进的标志。大跃进的前因后果作者只字未提，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也只字未提。作者将笔力都放在了描写食物上。通过萧胜的眼睛，看着农村的伙食水平从“真不赖”渐渐变得普通、变差、变得极差。奶奶饿死后萧胜住到了研究所，在农村已经饿死人的时候，研究所里的伙食是非常好，比农村最好的时候还要好。但之后也渐渐变差。这里有一个细思极恐之处：当农村饿死人的时候，研究所吃得很好；当研究所吃得很差时，此时的农村发生了什么？这就解释了作者为何要将故事分成农村和研究所两部分，为什么要设计萧胜先和奶奶生活，再和爸爸妈妈生活，因为作者要将大跃进最恐怖的事实藏起来，由读者去发现、去联想。
萧胜第一次哭是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死；第二次哭是因为他明白奶奶是饿死的，明白了奶奶之所以饿死是因为把食物留给了他；第三次哭哭得最伤心最痛苦，因为他看到有人可以吃的那么好，便突然明白奶奶原本可以不饿死。他一开始以为奶奶的饿死是天灾，后来以为奶奶的饿死是为了自己，最后他才明白，奶奶的饿死是一个他讲不清的、更大的东西造成的。
那些在南食堂吃着羊肉的干部知不知道北食堂的群众此时在吃什么？知不知道农村人此时在吃什么？
二、“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
《徙》是汪曾祺少见的表现时代变换、历史沧桑的作品。从清末取消科举一直写到抗战爆发，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放眼整个中国，这半个世纪是群雄逐鹿、豪杰并出的时代，有着写不尽的壮怀激烈。而汪曾祺偏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小县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学，小学中一个不起眼的国文先生，和他的身边人。故事围绕高鹏写了一群人。从代际看，从高鹏的父辈一直写到他的女儿；从师承看，从他的恩师一直写到爱徒。他们都是有真性情、真品格、真才学之人，他们都应该“化而为鸟”，应该“怒而飞”，应该飞向更大的世界。
高鹏世家业儒，可祖父、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恩师谈甓渔学问很大、名气很大，却只中过举人，之后累考不进；高鹏自己有天资、知发奋，却在中秀才后就遇上废除科举；他想纯粹地教书，却屡屡遇到派系斗争和政治动荡；女儿高雪气质不凡、弹唱出色，却被战争困在小城中抑郁而死；爱徒汪厚基绝顶聪明，却被家里安排当个中医，最后连爱妻得的什么病都不知。汪曾祺将目光聚焦在市井人物的命运上，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困顿、困厄和困惑，再由市井人物的命运体现大时代的进程。
原本应该化鵬高飞之人，因为环境和时代的封锁，因为社会观念的固执，也因为自身性格的局限，被锁在逼仄的境况中。他们所有的抵抗，最终还是沦为更深的煎熬、徒劳和绝望。高鹏性格孤傲、特立独行，待人接物全无师父的从容。连小学校的无良同事都无法周旋，即使科举没有取消，他能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吗？高鹏自己没能高飞，也“不舍得”让女儿高飞。这与汪厚基的父母决定让儿子在小县城当个小中医是一样的。父母固执保守的观念也是子女高飞的枷锁，这道枷锁往往被冠以爱的名义。汪厚基为何会灵气尽失？不只是失去了爱妻，更因为半辈子的价值体系倒了。他是神童，他是孝子，他不迷信，他爱文学，他感情专一。但这些优点没给他带来幸福。爱妻得了中医根本不知道的病，这动摇了他对中医的认知。他对中医发生彻底地怀疑，也对自己半生所学发生彻底地怀疑。
小说收尾处都提到了小学的校歌。汪曾祺说，这首校歌就像“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唱着这歌长大、毕业的学生，有的做成一番事业，有的泯然众人，有的死掉。这不正对应了高鹏及其亲朋的命运吗？
有些人的失败是败给自己，有些人的失败是败给对手，有些人却连对手都没机会见到。
三、“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汪曾祺在这部小说中对主人公云致秋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简直像在写自己的老师沈从文。
云致秋读过初中，青年时学过两年英文，文笔通顺，字写的清秀而快；很聪明，模仿能力强；有一条好嗓子，年轻时扮相不错；很有戏德，能把配角做好；从不勾心斗角，播弄是非；对生活、对人充满了近于童心的兴趣，极少臧否人物，从不发人阴私；会发一点善意的嘲笑，但都很有分寸，决不流于挖苦刻薄；嘴不损，语言很生动，不装腔作势；说话很逗，但不隔肢人，不贫；知道的事情多，记忆力好；排戏码一碗水端平；学人神情毕肖……
身兼那么多优点的云致秋原本活的潇洒、丰富、自信、自足，在领导、名角、后生之间左右逢源。虽然自身因为水平够不上名角，但他自己认得很清，更看得很开，“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有碗醋卤面吃就行啦”。解放后，云致秋当个不大的干部，管几件实事。如果能这样一辈子做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业，人生纵不精彩也可谓幸福。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什么全乱了”。演员们不再练功了，一个个战斗组互相攻击，胆小善良之辈被欺凌地横死；为求自保，人人积极揭发别人；政治上根正苗红的新人完全没有演戏的才能。云致秋幸运地活了下来，却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岗位。云致秋最后是病死的，但他的病根不在身上，在心里。可能是曾揭发他人的愧疚，可能是自己被迫赋闲的憋闷。他的追悼会也很冷落。来告别的人稀稀落落不满半个小礼堂；花圈看似很多，但落款好些是操办人自己写的，本人并不知道；送挽联的只有包括叙述者“我”在内的几个老战友。参加的人似乎也不很悲伤，有人在回去的路上说笑话，不少人跟着笑。可能因为云致秋生前是个爱逗的人，也可能笑的人和他的感情本就不深。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都将目光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关注小人物在大时代浪潮中的命运。
试以《黄油烙饼》、《徙》和《云致秋行状》为例。
一、“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这是一个关于吃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饿的故事。这是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小说里有多处详细描写食物的段落。萧胜三岁时在家乡吃“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七岁时吃“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后来乡下办了公社食堂，吃的是“白面馒头，大烙饼，卤虾酱炒豆腐、闷茄子，猪头肉”，萧胜觉得“真不赖！”；可是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再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人也瘦了，猪也瘦了。”
萧胜的奶奶如果有两口吃的，就让萧胜先吃；如果只有一口吃的，就让萧胜吃。奶奶最终是饿死的，与村里其他老头老太饿死在同一个春天。萧胜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死，他哭了。
奶奶死后萧胜被爸爸接到研究站生活。他在那里吃“真正的玉米面饼子，两大碗粥，一大盘鲫鱼”，还有爸爸妈妈自己种的山药、南瓜，还能采蘑菇吃。萧胜采蘑菇时又想起来奶奶，此时他不仅知道奶奶已经死了，还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他知道饿肚子很难受，于是他第二次哭了。
后来研究站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不好，“草籽粥没有了，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现在吃红高粱饼子，喝甜菜叶子做的汤”。再往后变成“掺糠的红高粱饼子，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萧胜“恨”这种食物。
就在此时，三级干部会在这里召开了。萧胜不知道什么是三级干部会，他只看到“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他们连吃了三天，“头一天中午，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第二天炖肉大米饭。第三天，黄油烙饼”。与此同时，萧胜吃的依然是“红高粱饼子，甜菜叶子汤”
萧胜不断追问“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当爹的无法启齿，当妈的则默默地用珍贵的黄油、白面和白糖给儿子做了一个烙饼。吃着饼的萧胜又想起了奶奶，痛哭起来。
小说的结构很简单，以萧胜的人生轨迹为线，分为农村和研究所两部分。人人都能看出来小说中的时代是大跃进时期，公社食堂、大放卫星等细节都是大跃进的标志。大跃进的前因后果作者只字未提，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也只字未提。作者将笔力都放在了描写食物上。通过萧胜的眼睛，看着农村的伙食水平从“真不赖”渐渐变得普通、变差、变得极差。奶奶饿死后萧胜住到了研究所，在农村已经饿死人的时候，研究所里的伙食是非常好，比农村最好的时候还要好。但之后也渐渐变差。这里有一个细思极恐之处：当农村饿死人的时候，研究所吃得很好；当研究所吃得很差时，此时的农村发生了什么？这就解释了作者为何要将故事分成农村和研究所两部分，为什么要设计萧胜先和奶奶生活，再和爸爸妈妈生活，因为作者要将大跃进最恐怖的事实藏起来，由读者去发现、去联想。
萧胜第一次哭是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死；第二次哭是因为他明白奶奶是饿死的，明白了奶奶之所以饿死是因为把食物留给了他；第三次哭哭得最伤心最痛苦，因为他看到有人可以吃的那么好，便突然明白奶奶原本可以不饿死。他一开始以为奶奶的饿死是天灾，后来以为奶奶的饿死是为了自己，最后他才明白，奶奶的饿死是一个他讲不清的、更大的东西造成的。
那些在南食堂吃着羊肉的干部知不知道北食堂的群众此时在吃什么？知不知道农村人此时在吃什么？
二、“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
《徙》是汪曾祺少见的表现时代变换、历史沧桑的作品。从清末取消科举一直写到抗战爆发，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放眼整个中国，这半个世纪是群雄逐鹿、豪杰并出的时代，有着写不尽的壮怀激烈。而汪曾祺偏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小县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学，小学中一个不起眼的国文先生，和他的身边人。故事围绕高鹏写了一群人。从代际看，从高鹏的父辈一直写到他的女儿；从师承看，从他的恩师一直写到爱徒。他们都是有真性情、真品格、真才学之人，他们都应该“化而为鸟”，应该“怒而飞”，应该飞向更大的世界。
高鹏世家业儒，可祖父、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恩师谈甓渔学问很大、名气很大，却只中过举人，之后累考不进；高鹏自己有天资、知发奋，却在中秀才后就遇上废除科举；他想纯粹地教书，却屡屡遇到派系斗争和政治动荡；女儿高雪气质不凡、弹唱出色，却被战争困在小城中抑郁而死；爱徒汪厚基绝顶聪明，却被家里安排当个中医，最后连爱妻得的什么病都不知。汪曾祺将目光聚焦在市井人物的命运上，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困顿、困厄和困惑，再由市井人物的命运体现大时代的进程。
原本应该化鵬高飞之人，因为环境和时代的封锁，因为社会观念的固执，也因为自身性格的局限，被锁在逼仄的境况中。他们所有的抵抗，最终还是沦为更深的煎熬、徒劳和绝望。高鹏性格孤傲、特立独行，待人接物全无师父的从容。连小学校的无良同事都无法周旋，即使科举没有取消，他能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吗？高鹏自己没能高飞，也“不舍得”让女儿高飞。这与汪厚基的父母决定让儿子在小县城当个小中医是一样的。父母固执保守的观念也是子女高飞的枷锁，这道枷锁往往被冠以爱的名义。汪厚基为何会灵气尽失？不只是失去了爱妻，更因为半辈子的价值体系倒了。他是神童，他是孝子，他不迷信，他爱文学，他感情专一。但这些优点没给他带来幸福。爱妻得了中医根本不知道的病，这动摇了他对中医的认知。他对中医发生彻底地怀疑，也对自己半生所学发生彻底地怀疑。
小说收尾处都提到了小学的校歌。汪曾祺说，这首校歌就像“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唱着这歌长大、毕业的学生，有的做成一番事业，有的泯然众人，有的死掉。这不正对应了高鹏及其亲朋的命运吗？
有些人的失败是败给自己，有些人的失败是败给对手，有些人却连对手都没机会见到。
三、“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汪曾祺在这部小说中对主人公云致秋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简直像在写自己的老师沈从文。
云致秋读过初中，青年时学过两年英文，文笔通顺，字写的清秀而快；很聪明，模仿能力强；有一条好嗓子，年轻时扮相不错；很有戏德，能把配角做好；从不勾心斗角，播弄是非；对生活、对人充满了近于童心的兴趣，极少臧否人物，从不发人阴私；会发一点善意的嘲笑，但都很有分寸，决不流于挖苦刻薄；嘴不损，语言很生动，不装腔作势；说话很逗，但不隔肢人，不贫；知道的事情多，记忆力好；排戏码一碗水端平；学人神情毕肖……
身兼那么多优点的云致秋原本活的潇洒、丰富、自信、自足，在领导、名角、后生之间左右逢源。虽然自身因为水平够不上名角，但他自己认得很清，更看得很开，“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有碗醋卤面吃就行啦”。解放后，云致秋当个不大的干部，管几件实事。如果能这样一辈子做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业，人生纵不精彩也可谓幸福。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什么全乱了”。演员们不再练功了，一个个战斗组互相攻击，胆小善良之辈被欺凌地横死；为求自保，人人积极揭发别人；政治上根正苗红的新人完全没有演戏的才能。云致秋幸运地活了下来，却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岗位。云致秋最后是病死的，但他的病根不在身上，在心里。可能是曾揭发他人的愧疚，可能是自己被迫赋闲的憋闷。他的追悼会也很冷落。来告别的人稀稀落落不满半个小礼堂；花圈看似很多，但落款好些是操办人自己写的，本人并不知道；送挽联的只有包括叙述者“我”在内的几个老战友。参加的人似乎也不很悲伤，有人在回去的路上说笑话，不少人跟着笑。可能因为云致秋生前是个爱逗的人，也可能笑的人和他的感情本就不深。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黄油烙饼》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者们除了古文和鲁迅之外给中学生最好的礼物。
……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接二连三的死了。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原来打家具、修犁耙，都停了，改了打棺材。村外添了好些新坟，好些白幡。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 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他们开会。”“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他们是干部。”“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了一把莜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吃吧，儿子，别问了。”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妈妈的眼睛里都是泪。爸爸说：“别哭了，吃吧。”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黄油烙饼》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者们除了古文和鲁迅之外给中学生最好的礼物。
……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接二连三的死了。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原来打家具、修犁耙，都停了，改了打棺材。村外添了好些新坟，好些白幡。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 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他们开会。”“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他们是干部。”“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了一把莜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吃吧，儿子，别问了。”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妈妈的眼睛里都是泪。爸爸说：“别哭了，吃吧。”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饿的时候根本不敢读，跟舌尖上的中国一样
如何评价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
饿的时候根本不敢读，跟舌尖上的中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