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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开国皇帝是哪位_杨坚为什么叫隋文帝而不是隋太祖
隋朝上承魏晋南北朝的纷争，下启大唐盛世的序幕。作为奠基人，隋文帝杨坚功不可没。仁寿四年（公元604年）8月13日，杨坚病逝于仁寿宫，享年64岁。同样是开国皇帝，杨坚只称“帝”，不叫“祖”，着实令人费解，难道其中另有隐情？
杨坚其人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杨坚出生于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是东汉太尉杨震第十四世孙。身为弘农杨氏的“官N代”，杨坚倍受西魏和北周皇族的重视，官至上柱国、大司马。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以外戚身份篡周建隋，和平夺权，开基立业。
杨坚上台后，实行三省六部制，加强集权，推行改革，“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呈现“区宇一家， 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的繁荣局面。
谥号文帝
杨坚死后，谥号“文帝”。《逸周书·谥法解》记载：“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谥法制度是由西周周公创立的，用一至两个字概括。谥号由礼部官员根据君主“行之善恶”或“行之大细”。
《白虎通义》明确指出：谥法“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也。”起到“褒贬死者，劝勉生者”的作用。谥号分为美谥、恶谥和悯谥三类。议定谥号需要经过请谥、拟谥、议谥、定谥、赐谥等流程，满满的仪式感。
“文”谥，在谥法中属于美谥，极尽褒扬之意。《逸周书·谥法解》称：“经维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从六个方面高度评价了杨坚生前的功绩，可谓恰到好处，客观公正。
太祖or高祖？
杨坚除了是隋文帝之外，还可以叫隋高祖，这话没毛病。庙号比谥号出现更早。商朝时，太甲的庙号称太宗，太戊的庙号称中宗，武丁的庙号称高宗。庙号有“祖”“宗”之别，《礼记》称：“祖有功，宗有德。”这话道破了庙号的玄机。
东汉著作家应邵进一步解释：“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清朝文学家方苞在《谥法》中认为：“祖者始也，故宗无定数，祖一而已。”可见“祖”和“宗”存在着创业和守业之别。
一样的祖，太祖和高祖各有讲究。白手起家、自摸胡牌或者一统天下、力挫群雄，两者居其一即可晋身前者。在子承父业或偏居一隅之间，满足其中一条就被认定为后者。
这里有个特例，刘邦死后，谥号太祖，庙号高皇帝，正式称呼是汉太祖高皇帝。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首称“高祖”，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杨坚代周建隋之际，追谥父亲杨忠为太祖。这一庙号意味着最先奠定基业的是杨忠。杨坚将太祖的庙号让给父亲，自己只能位居高祖了。这么做既表现了杨坚的孝道，又客观反映了事实。隋高祖这顶帽子，杨坚戴着不冤。
文帝or高祖？
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高祖，人们习惯用前者称呼杨坚，其中暗藏着庙号和谥号之争。从西周建立到隋朝初兴，时间跨度长达1627年，产生了120多位帝王。细分这些君王，可以分为双号齐全、有谥号没庙号以及没谥号有庙号等三类。
先看谥号，有20多位帝王没有谥号。秦朝时，始皇认为由群臣议论皇帝，有违君臣之道，下令废除谥号制度。秦朝历二世而亡，秦皇均未定谥。另外，王莽篡汉立新，他死后，刘秀觉得王莽“夺汉非正统”，并未给他定谥。
和谥号类似，也有皇帝没有庙号。西汉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号），丞相申屠嘉上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定庙号格外严谨。西汉14位皇帝中，只有刘恒、刘彻、刘询、刘奭等4人称“宗”，而东汉12位皇帝中，庙号 为“宗”的只有刘庄、刘肇、刘祜、刘保、刘志５人。
不过，庙号看似严谨，实则不然。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称：“王莽尊元帝为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称宗之滥，始王莽之三宗。”王莽的做法，无疑挑战了庙号的权威，后患无穷，倍受争议。
唐朝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称谓》中坦言：“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
有了王莽的示范，曹操、曹丕和曹睿的庙号分别是太祖、世祖和烈祖。眼见庙号被玩坏，史学家只能选择谥号作为皇帝的称呼，由此可见，用谥号“隋文帝”称呼杨坚的确事出有因。
隋朝以前or隋朝以后？
问题来了，为什么隋朝以后皇帝又用庙号称呼呢？答案是自唐朝始，谥号也沦为玩物。进入唐朝，谥号不断增加，且极尽溢美之词，违背了周公的初衷。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玄宗祭祀太庙，“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就连北宋以书画见长的赵佶，得到了“圣文仁德显孝皇帝”的谥号。
且慢，这不是全部，轮到明清皇帝的谥号出来走两步了。朱元璋的谥号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比隋文帝多了20个字。
而努尔哈赤死后，谥号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别数了，总共29个字。能一口气念完的小伙伴午饭加鸡腿。
那么长的谥号，史学家直呼老阔痛。出于便于称呼的目的，唐宋皇帝，一律以庙号为准。而明清皇帝干脆用“年号+皇帝”的方式来称呼，以示区别。
可以说，以隋文帝为代表隋朝，在定庙和定谥制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用谥号称呼皇帝，在隋朝成为绝响。
简单而言，谥号类似于职称，皇帝和士大夫皆可使用，庙号相当于官职，只能皇帝专享。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社会上“宗”“帝”不分，误解不断。
实质上，谥号和庙号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两者既有存在竞争，又彼此双赢。隋文帝不幸躺枪，变成阐述两号变迁的最佳道具。
参考资料：
【1】史苏苑 《庙号、谥号、尊号考述》
【2】薛文秀 《“三号”及用“三号”对帝王的称说》
【3】谢芳琳 《谈谈古代帝王的谥号、庙号及年号》
【4】王 旗 《从“唐宗宋祖”谈对皇帝的称呼》
【5】赵志伟 《谈谈皇帝的各种“号”》
隋朝开国皇帝是哪位_杨坚为什么叫隋文帝而不是隋太祖
隋朝上承魏晋南北朝的纷争，下启大唐盛世的序幕。作为奠基人，隋文帝杨坚功不可没。仁寿四年（公元604年）8月13日，杨坚病逝于仁寿宫，享年64岁。同样是开国皇帝，杨坚只称“帝”，不叫“祖”，着实令人费解，难道其中另有隐情？
杨坚其人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杨坚出生于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是东汉太尉杨震第十四世孙。身为弘农杨氏的“官N代”，杨坚倍受西魏和北周皇族的重视，官至上柱国、大司马。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以外戚身份篡周建隋，和平夺权，开基立业。
杨坚上台后，实行三省六部制，加强集权，推行改革，“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呈现“区宇一家， 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的繁荣局面。
谥号文帝
杨坚死后，谥号“文帝”。《逸周书·谥法解》记载：“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谥法制度是由西周周公创立的，用一至两个字概括。谥号由礼部官员根据君主“行之善恶”或“行之大细”。
《白虎通义》明确指出：谥法“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也。”起到“褒贬死者，劝勉生者”的作用。谥号分为美谥、恶谥和悯谥三类。议定谥号需要经过请谥、拟谥、议谥、定谥、赐谥等流程，满满的仪式感。
“文”谥，在谥法中属于美谥，极尽褒扬之意。《逸周书·谥法解》称：“经维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从六个方面高度评价了杨坚生前的功绩，可谓恰到好处，客观公正。
太祖or高祖？
杨坚除了是隋文帝之外，还可以叫隋高祖，这话没毛病。庙号比谥号出现更早。商朝时，太甲的庙号称太宗，太戊的庙号称中宗，武丁的庙号称高宗。庙号有“祖”“宗”之别，《礼记》称：“祖有功，宗有德。”这话道破了庙号的玄机。
东汉著作家应邵进一步解释：“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清朝文学家方苞在《谥法》中认为：“祖者始也，故宗无定数，祖一而已。”可见“祖”和“宗”存在着创业和守业之别。
一样的祖，太祖和高祖各有讲究。白手起家、自摸胡牌或者一统天下、力挫群雄，两者居其一即可晋身前者。在子承父业或偏居一隅之间，满足其中一条就被认定为后者。
这里有个特例，刘邦死后，谥号太祖，庙号高皇帝，正式称呼是汉太祖高皇帝。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首称“高祖”，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杨坚代周建隋之际，追谥父亲杨忠为太祖。这一庙号意味着最先奠定基业的是杨忠。杨坚将太祖的庙号让给父亲，自己只能位居高祖了。这么做既表现了杨坚的孝道，又客观反映了事实。隋高祖这顶帽子，杨坚戴着不冤。
文帝or高祖？
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高祖，人们习惯用前者称呼杨坚，其中暗藏着庙号和谥号之争。从西周建立到隋朝初兴，时间跨度长达1627年，产生了120多位帝王。细分这些君王，可以分为双号齐全、有谥号没庙号以及没谥号有庙号等三类。
先看谥号，有20多位帝王没有谥号。秦朝时，始皇认为由群臣议论皇帝，有违君臣之道，下令废除谥号制度。秦朝历二世而亡，秦皇均未定谥。另外，王莽篡汉立新，他死后，刘秀觉得王莽“夺汉非正统”，并未给他定谥。
和谥号类似，也有皇帝没有庙号。西汉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号），丞相申屠嘉上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定庙号格外严谨。西汉14位皇帝中，只有刘恒、刘彻、刘询、刘奭等4人称“宗”，而东汉12位皇帝中，庙号 为“宗”的只有刘庄、刘肇、刘祜、刘保、刘志５人。
不过，庙号看似严谨，实则不然。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称：“王莽尊元帝为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称宗之滥，始王莽之三宗。”王莽的做法，无疑挑战了庙号的权威，后患无穷，倍受争议。
唐朝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称谓》中坦言：“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
有了王莽的示范，曹操、曹丕和曹睿的庙号分别是太祖、世祖和烈祖。眼见庙号被玩坏，史学家只能选择谥号作为皇帝的称呼，由此可见，用谥号“隋文帝”称呼杨坚的确事出有因。
隋朝以前or隋朝以后？
问题来了，为什么隋朝以后皇帝又用庙号称呼呢？答案是自唐朝始，谥号也沦为玩物。进入唐朝，谥号不断增加，且极尽溢美之词，违背了周公的初衷。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玄宗祭祀太庙，“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大宏孝皇帝”。就连北宋以书画见长的赵佶，得到了“圣文仁德显孝皇帝”的谥号。
且慢，这不是全部，轮到明清皇帝的谥号出来走两步了。朱元璋的谥号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比隋文帝多了20个字。
而努尔哈赤死后，谥号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别数了，总共29个字。能一口气念完的小伙伴午饭加鸡腿。
那么长的谥号，史学家直呼老阔痛。出于便于称呼的目的，唐宋皇帝，一律以庙号为准。而明清皇帝干脆用“年号+皇帝”的方式来称呼，以示区别。
可以说，以隋文帝为代表隋朝，在定庙和定谥制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用谥号称呼皇帝，在隋朝成为绝响。
简单而言，谥号类似于职称，皇帝和士大夫皆可使用，庙号相当于官职，只能皇帝专享。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社会上“宗”“帝”不分，误解不断。
实质上，谥号和庙号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两者既有存在竞争，又彼此双赢。隋文帝不幸躺枪，变成阐述两号变迁的最佳道具。
参考资料：
【1】史苏苑 《庙号、谥号、尊号考述》
【2】薛文秀 《“三号”及用“三号”对帝王的称说》
【3】谢芳琳 《谈谈古代帝王的谥号、庙号及年号》
【4】王 旗 《从“唐宗宋祖”谈对皇帝的称呼》
【5】赵志伟 《谈谈皇帝的各种“号”》
